张艺谋导演电影,从传统电影叙事结构到单一式的线性顺时叙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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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汲影说
编辑丨汲影说
传统的电影叙事结构主要是指线性顺时式、因果式结构。张艺谋导演的大部分电影都承袭了这种传统的叙事结构,所谓线性顺时式、因果式结构都是指按照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前因后果来构造文本的一种叙事结构。
这种叙事结构用矛盾来为故事情节奠定基础,再围绕事件和情节的因果关系来激发故事的叙事动因,推动故事发展的进程。
单一式的线性顺时叙事结构能让故事的展开沿着严密的逻辑轨道从开端到故事发展再不断上升到故事的高潮最后走向故事的结局这一线索依次行进。这种剧情的环环相连、紧密相扣,叙事的逻辑严谨,结局完整。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之下,整个电影故事既有张力又不失强度。而张艺谋导演正是抓住了中国民众最习惯欣赏的叙事结构来创造优秀的电影作品。
就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来说,在叙事结构上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线性顺时式和因果式结构的传承,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他的电影中对叙事的要求也有自己的新的追求,同时用自己的方式也呈现出电影艺术的新的价值。张艺谋导演在电影叙事上对于人物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有机融合都找到自己的突破口,也一直都显示出一种极力试图有所超越的追求意识。从“交替式”的时间顺序到单线顺时式
就叙事的表层构架而言,张艺谋电影大都是单线索顺时式的叙事结构。叙事线索常以单一的线性时间展开,很少设置打断时间进程的插曲式叙事,更不作一条叙事线索以上的并置性(对比、交织、复调式等)处理。
张艺谋导演擅长使用类似的故事框架作为基础,再加入所有的矛盾冲突到同一框架中,很少会有破坏时间顺序的插入式的叙事结构,这和莫言小说的叙事风格有些背道而驰。但是在电影中利用顺时式的叙事结构来完成“交替式”的小说叙事模式,本身在叙事顺序上就是一种大的突破。
电影《红高粱》的叙事时间顺序和原小说的“交替式”的多时空交错的双线索叙事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张艺谋采用了传统的单线索顺时叙事,改变了小说《红高粱家族》的复杂情节,将小说中的两条线索(一是“我爷爷”集结地方武装力量在高粱地里英勇抗击日寇的故事;二是“我爷爷”与“我奶奶”感人的爱情故事)改编成了一个顺时叙事的单线故事,将两条故事情节融合到一个线索中,因此在这条单线索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就成了电影情节的主旋律,接着描绘了罗汉爷爷被日寇羞辱剥皮,进而引发了人们的抗日情绪,“我爷爷”成为首领带领乡村英雄抗击日寇。
这样一来,故事就从之前的两个线索调整成一条线索中的两个部分,并且存在某种因果联系。当然,这样的调整就失去了小说中特有的穿梭时空的体验感,但是在电影艺术中,这样单线索叙事能更直观的让观众感受到故事的展开、发展、高潮和结局,从而更容易理解电影的内涵,获得最真实的观影感受。
单线顺时式叙事模式,从名称上来看就已经陷入了索然无味的僵局。因此,张艺谋导演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常常在影片中设定一个极富戏剧性的“逆转”,这种情节的“逆转”通常是出乎意料的却又能带动情节高潮的存在,有时体现出残酷,有时是表达壮烈,亦或有时一反前戏的热闹,最后电影戛然而止,从而形成情节的巨大的生命力。
在《红高粱》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结局处“我奶奶”在给“我爷爷”送饭的途中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刹那,就是情节“逆转”之处,在此之前的故事情节都充斥着张扬狂欢的戏剧效果,而在这一场景的处理上突然就给整部电影蒙上了悲剧的面纱,从而造成了观众巨大的落差感,身处抗日前线的战士没有阵亡,而女主人翁却突如其来的被烙上了死亡的烙印。
也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感”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带给观众强有力的情绪上的冲击,让这种情绪到达高潮之后,最后又留下某种思索和回味,从而弥补了中国传统电影的叙事结构所带来的不足。张艺谋有意识地对单调化的剧情进行戏剧化处理,使单一线索下的叙事也同样不失去莫言小说双重线索的意味,用单线索始终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直到最后一刻,才将积蓄许久的情绪彻底释放,从而获得审美的爆炸感,并且成为他的电影能区别于其他单线索电影的重要因素。
叙事频率和叙事时距的变化
小说《红高梁家族》中包含一个有关重复叙事的重要概念——频率,上文已经对此有所分析。重复叙事是小说《红高粱家族》中使用的策略之一,在谋杀单家父子这部分故事情节中,对九儿“大义灭亲”事件的重复叙事,加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叙事频率的增长也让故事情节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词语重复、事件重复和“跨文本”重复是文本艺术中存在的三种叙事重复的表现形式。从小说《红高粱家族》来看,作者主要在文中运用了词语重复和时间重复的方式去展现交错的故事情节。话语叙事加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时间重复再不断的加深故事情节或者颠覆故事情节的过程中揭示了事情的真相和本质。而在电影艺术中,这种重复的手法承载了小说叙事频率的一些特点,但是又与小说的重复功能有所区别。这两者的叙事重复的不同表现在次序的排列。在小说中重复体现在跳跃式的插入与时空性的回忆。而电影一直都是以时间顺序去进行叙事重复。
小说与电影的叙事频率既有巨大的区别也有相互联系的地方。小说文本与电影艺术中都用到的象征的手法就能当作典型例子来分析以上的特点。小说中多次出现“高粱地”这种象征性意义的事物,其通过文字的反复出现而达到重复的效果,电影《红高梁》中,在视觉上运用全景移动镜头来呈现"高梁地",呼应主题,并且用“蒙太奇”的形式,将酒、太阳等意象与红色“重复”象征的手段表现出来,呼应了电影“红”的主题,侧面反映了人物、发生故事的地点、甚至整个故事的风格和调性。
叙事频率和叙事时距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既然小说与电影都有叙事频率上的变化,那么他们的叙事时距也同样存在差异,叙事时距是指在文本艺术中叙事者在讲述故事情节中与事件和人物角色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在叙事中是为了通过时间的跨度强化某种情节上的冲突,那么叙事自身就由一系列距离化的手段构成。
在小说中,作者擅长用穿梭时空的方式回忆主人公发生的故事,比如,小说中出现了这样的经典情节,在奶奶出嫁时,被孔武有力的杠子头余占鳌“轻轻的握住小脚,像握住一只羽毛未丰的鸟维,轻轻的送回轿内”,之后“花轿又起行”,这一次的初遇是一个时间点,而这个时间点对于后面其实存在着“改变了他的一生”作用。
对读者来讲,这种回顾手段产生了强化效果,同时也缩短了叙事发展所暗示的时间。而在电影《红高梁》中,叙事时距通常是通过旁白去带动观众从一个时间段进入另一个时间段,最明显的便是九年前和九年后的过渡处理,这种处理并不是以回忆的方式,而是在大时距的变化下仍然保持顺时叙事。
参考文献:
-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雅各布·卢特.小说与电影改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宋家玲、袁兴巧.电视剧编剧艺术[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